秋阳如丝如缕，照进袁宅后园，这袁家后园，没有假山碧湖、亭台楼阁，很是简陋，只有一片草坪，零星的红柳，以及沿墙的一排蝟菊，勉强算是装饰。
而整个后园，就是一座校场，规模虽然不大，各项布置，有板有眼的，一切依照军中条例来，这后园在近两年也成为了袁宅禁地。
就是袁恪的妻妾，想要赏景游玩，都只能去庄外，到明湖之畔，抑或去定边城。
“一！”
“二！”
操练的口号在后宅内回荡，此时校场中有大约三十人，一眼便能看出，都是精悍之士，手里拿着的也是精炼的钢刀。
袁恪还屯有一批制式横刀，不过，太过显眼，袁恪也不敢给他的庄丁配上。朝廷对于军事装备的管控，并不包括刀剑这样的轻装备，而在盐州这样的边远地区，民间几乎人手一刀，其中大部分，还是朝廷发放的，就是让他们能有自保之力。
事实上，除了开国初年，朝廷资源匮乏，曾经从民间大规模收缴铁器、铜器以铸造兵器之外，后续随着冶铁技术及产量的提升，在铁器使用方面，是对民间大开放的。
朝廷掌控着铁的开采、冶炼、运输及售卖，但对于民间铁器的冶炼锻造却是大力支持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大汉民间已然密布铁器、兵器作坊，大者如铁器工场，小者如作坊，即便是基本的乡村单位，也有一两个铁匠铺。
而擅长冶铁炼器的铁匠，始终都是大汉民间最为吃香的职业之一，而、民间数量最多的学徒就是铁匠学徒，虽然这行业辛苦，但确实属于技术工种，学得手艺，出师之后，就基本不愁吃穿了。
而原本由朝廷经营的一些工场，也逐渐将一些普通铁器、农具的生产给放弃了，因为民间已有足够的替代者，并且，规模更大，产量更高，即便没有朝廷工坊生产的那么精致，但足用。
大汉武德充沛，其中有一点大概就体现在民间充足的兵器上，此所谓藏兵于民。但凡事总有利弊病，大汉地方治安之所以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，隔几年就要就行一次整治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
暴力武器往往是人的胆，小儿持刀，尚能杀人，民间一言不合，便动手杀人的情况，也实属常见。
对于地方官府而言，单独的杀人案，抑或强盗杀人越货都不算什么，最头疼的，要属乡村之间的械斗了。
虽然这是汉法严厉禁止的，但是每年总能发生那么几起，而一旦爆发，便是死伤惨重，因为他们用的械可不是扁担锄头，而是“十八般武器”。
为此丢官的人不在少数，即便汉法明文规定，杀人者死，但在这种群体性事件上，也无法完全适用的。
汉法虽严，却也没严到秦法那个份上，若严格依法执法，连基本的取证都难以做到个人，再加上法不责众这一条，最终往往只是抓几个典型杀了以震慑百姓。
至于完全的从严执法，除非涉及到谋反，否则不可能对普通民众大加刑刀的。
曾有人言，朝廷杀官干脆利落，官府杀人却畏手畏脚，这里的朝廷，当然指的是刘皇帝了。
有鉴于民间治安事件频发，械斗不止，盗匪猖獗，去年便有人认为，民间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稳最大的原因，并向刘皇提议，希望能效仿国初之时，收缴民间兵器，并禁止普通百姓拥有刀剑弓枪武器。
只不过，这则建议，经过刘皇帝稍加权衡就否决了。刘皇帝给出的道理很简单，一把菜刀，一把锄头，乃至一根扁担都能杀人，于民间禁兵，且不提其难度，就是真做到了，就能避免民间的流血吗？
其根本原因，还在人身上，平民多缺乏教化，不知法，也难守法，出了问题，其过首在地方官吏。
朝廷用他们牧守地方，教育百姓，维护治安，本就是他们的职责，因此治安不稳，就把原因归结到兵器上，是贪图省便、畏难懒政的表现，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。
至于杀人者，罪责在人，不在杀人的刀剑，依律判刑即可处置即可。盗贼为患，自有捕役、官兵，这本是他们的职责，倘若地方盗匪不清，为害百姓，那首先要问罪的，还是地方的官员。
于是，紧随其后，刘皇帝又让政事堂制定项规定，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现械斗，导致损伤者，首先问责主官；凡有盗匪为患，而不能肃清者，首先问责主官。
而不论是御史还是武德司，在对地方的监控上，从此也多增加了一项，而这一项监察，并不困难。此政一下，广布天下，顿起波澜，不少人疾呼，官不聊生。
当然，关于民间武器，有些说法，也的确引起了不少官员的担忧。那就是，藏兵于民却有好处，但在太平时光，不需百姓保家卫国，民有凶器，就是祸乱之源，倘若用之以对抗朝廷呢？
诚然，百姓杀人犯法、持刀械斗乃至啸聚为匪，对朝廷而言，都不算什么要紧事，朝廷自有应对机制，很难直接危及自身统治。
对统治阶级的掠食者而言，苍生如蝼蚁，黎民如草芥，蝼蚁之间的生死斗争，伤亡再多，损失再大，都不重要。
即便是那些为害作恶的盗贼土匪，从本质上而言，也只是一颗颗韭菜罢了，他们头上顶着大汉的天，那片天的名字姓刘，他们杀的人是汉民，抢的钱上印着“乾祐通宝”抑或“开宝通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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